2018年6月9-10日，中国传媒大学将主办第六届亚洲流行音乐研究双年会（The 6th IAPMS Conference），这也是国际流行音乐学术研究会议第一次来到中国。亚洲流行音乐研究协会（Inter-Asia Popular Music Studies）成立于2007年，致力于为全球研究亚洲流行音乐的学者提供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渠道和机会，过去五届研究双年会分别于香港（2010）、台北（2012）、清迈（2014）和墨尔本（2016）等地举办。 流行音乐学术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随着20世纪70年代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理论的飞速发展让流行音乐作为重要文本得到了世界各地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丰硕。但流行音乐的学术研究在中国仍旧处于一个起步的阶段，所以热忱欢迎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来关注、支持和参与此次双年会，推动这个学术领域的发展。

会议议题 流行音乐类型的地域性 从华语流行音乐到印度尼西亚朋克，从中国民谣到日本的演歌，从宝莱坞电影歌曲到泰国重金属音乐，音乐承载了了多种形式和身份，尤其是考虑到时间与地域二者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这些音乐形式一般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快速传播，偶尔会有风靡全球的个例。地域性的呈现时常通过本土传统艺术元素、文本和乐器与流行音乐的融合，但即使是在一个地域性的概念之下，往往又隐匿着不同的认知，比如华语流行音乐的“中国风”。那么，在广阔的亚洲大陆上，我们该怎样思考不同国家和地区流行音乐的地域性？这种地域性是否会随着音乐的广泛传播和借用产生变异性？地域性跟国家内部不同民族和跨国家同一民族独特的音乐文化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理解？这种地域性该如何考虑生活在其他大陆的亚洲离散族群的音乐创造和消费？在主流市场的音乐风格日趋相似的情况下，流行音乐的地域性该如何阐释？ 流行音乐传播的时间性 音乐的传播与流通随着岁月不断变化，比如20世纪90年代粤语歌曲在亚洲流行音乐区域内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这个角色如今已经被华语流行音乐和韩国流行音乐所取代。在南亚，宝莱坞的流行音乐持续地让全球化的想象神魂颠倒。而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男孩组合则将他们的伊斯兰信仰与流行音乐的全球之声融为一体。是什么因素让一个地区的流行音乐在一个时间段成为亚洲流行音乐的典范？这种时间性是否可控？互联网和新媒体快速传播的功能会给流行音乐传播的时间性带来多大的影响？IT产业跨界在音乐产业里的布局会给这种时间性造成什么冲击？ “亚洲”概念的再思考 在各种意见、声音和影像刺耳的喧嚣中，我们不禁发问，是什么构造了被称为“亚洲”的声音？声音如何进行地方性和全球性流动？为什么要流动？为什么某些声音的流动性要比其他的好？音乐产业如何应对全球化和数字化带来的变化与挑战？有什么样的跨国粉丝文化出现？我们见证的纠葛不仅指涉地方，也指涉时间，比如民间音乐通常表达了一种城市的异化与疏离，并且浪漫化了一个被忘却的过往，同时来自过去的其他声音被带回现实生活，要么以一种非常不同的形式重新组装，要么从其他不同地域获取灵感。日本演歌的怀旧证明了台湾城市青年的一种渴望。中国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力”把英国80年代包豪斯乐队的音乐或20世纪30和40年代周璇的上海之声重新演绎成了电子音乐。与此同时，老宝莱坞的经典音乐被重新用到了俱乐部的舞曲之中。不管是本地的、地区的还是全球的范畴，如果没有音乐产业的运作，这些多样化的音乐文化和社会意义不可能产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广义亚洲和狭义国家与地区的原真性该如何衡量？音乐美学和价值的标尺该怎样调整？跨国家或跨民族音乐元素的借用会给亚洲之声的内涵带来什么变化？不同国家和地区与音乐相关的法律政策与产业优势是否会影响对亚洲交融的理解？ 亚际纠葛的复杂关系 亚洲流行音乐的发展都多少受到了欧美流行音乐文化的影响，但彼此之间又有因为发展时间不一造成的等级差异，在亚洲内部呈现出了一种音乐文化主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具有时间性，随着亚洲大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尤其是在亚洲内部合作加速的情况下。那么在当今的亚洲流行音乐文化中，什么样的音乐美学能够涵盖差异巨大的亚洲各国和各地区？什么样的跨国、跨地区和跨产业的发展模式能够推动亚洲流行音乐的国际影响力？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诸多矛盾该怎样调和？ 本次会议的目的是让全球研究亚洲不同地区流行音乐的学者汇聚一堂，把各自的研究聚焦到时间与地域二者相互影响的关系上，并格外关注声音与时间和地域之间的各种纠葛。